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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举措有助于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

  10月15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本次修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外资银行准入、业务范围和监管措施等方面的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刚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未来《条例》的顺利实施将有利推动银行业市场主体进一步丰富和扩大,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在保持国民待遇基础上促进中外资银行平等有序开展市场竞争,也有利于中资银行进一步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刚

  《条例》的主要修订

  《金融时报》记者:10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此前,2006年11月11日国务院发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2018年10月25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部署和要求,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修改工作,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国务院关于修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今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发布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政策。本次《条例》的修订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刚:本次《条例》修订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放宽对拟设外资银行的股东以及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的条件。取消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唯一或者控股股东、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在提出设立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的条件,取消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中方唯一或者主要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的条件。上述金融机构供给端准入条件的放宽将为规模不达标但具备专业特色的“小而精、小而美”的外资机构来华设立机构提供更多空间,为中国金融市场提供更加多元、独具特色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广大金融消费者的需求。

  二是借鉴国外监管经验,放宽对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限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或者同时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以更好满足外国银行拓展在华业务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为防范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银保监会注重加强风险管控举措,通过规范高管兼职、交易条件等方式,强化子行和分行各自经营的规范性和独立性。

  三是进一步放宽了对外资银行业务的限制。首先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增加“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和“代理收付款项”业务;其次降低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人民币存款的业务门槛,将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定期存款的数额下限由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改为每笔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最后在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的同时,明确开办人民币业务应当符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审慎性要求。上述规定体现了监管规则的与时俱进。之所以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主要是因为当前金融发展环境与《条例》颁布时相比已发生较大变化。随着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不少外资银行在进入我国国内市场之前,已经在境外开办人民币业务,因此取消外资银行申请人民币业务经营年限要求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例》相关内容的修改也符合外资机构经营发展的需要。这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在华外资银行的营商环境,使条件成熟、准备充分的外资银行一开业就拥有全面的本外币服务能力,在为实体经济更好提供服务的同时增加盈利来源。

  四是调整对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监管要求。放宽外国银行分行持有一定比例生息资产的要求,对资本充足率持续符合有关规定的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豁免其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限制,增强外国银行分行资产运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总的看来,本次《条例》的修订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业对外开放系列政策的务实举措,贯彻依法治国理念为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法律层面的的规范和指导。《条例》修订中遵循了扩大开放与维护金融安全并重、扩大开放与自主灵活实施并重、扩大开放与有序推进并行三个基本原则,注重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与立足我国实际相结合,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前提,以中外双方互利共赢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经验,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在《条例》落地实施过程中,尽快出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配套制度,力求形成更加完善的对外开放制度体系。

  《条例》实施对外资银行的影响

  《金融时报》记者:《条例》的实施对外资银行进入节奏和业务策略有什么影响?

  王刚:第一是中国市场对外资银行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首先,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纷纷实施QE乃至负利率的背景下,我国距离零利率乃至负利率相去甚远,投资回报率优势明显。其次,虽然2017年以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增速回落到个位数,但放眼全球,与其他市场相比,中国市场依然具有旺盛的融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特色化金融服务需求。再次,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我国市场相对稳定,可以提供避险投资场所。最后,我国银行业市场回报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麦肯锡《全球银行业报告(2018)》,2017年全球银行业平均ROE为9%,当年中国银行业平均ROE为13.1%。

  第二是预计外资银行将会对中国市场加强研究,审慎评估,平稳渐进进入。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前期监管限制相对较多的因素,也和外资银行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有关,如母行决策机制、资源配置和战略偏好、海外多个市场的不同监管叠加、本地客户服务竞争力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在新一轮银行业对外开放举措推出后,外资银行会在汲取以往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市场的研判,对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机和方式审慎评估,具体进入节奏整体上以平稳渐进为主。对视中国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市场的银行而言,增加投入的可能性更高。

  第三是进入策略上,外资银行可能凭借多种商业存在形式扩大在华业务,如新设法人和非法人机构、增持中资银行股份、加强与中资金融机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等。业务拓展策略上,预计外资银行会突出比较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业务。具体而言,发挥其全球金融服务能力和特定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与东道国——中国的国家发展计划战略相结合。未来可能拓展的空间包括:一是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服务我国“走出去”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的重大项目。二是融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重点项目的支持。三是境内外业务联动,针对我国中高端个人客户,提供专业化、全球化、一站式私人银行服务。四是申请发起设立或参股银行理财子公司,充分发挥外资银行在资产管理领域的业务优势,并以此作为大零售业务的突破口。

  《条例》落地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时报》记者:《条例》是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在提升外资银行参与中国市场信心的同时,中国银行业是否将迎来全面开放的大变局?

  王刚:国际经验表明,唯有经历了全球化的检验,银行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本轮对外开放恰恰为我国银行提供了这样的机遇。

  从宏观上看,本轮对外开放坚持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前提,并非洪水猛兽,不会大幅度挤压中资银行的经营空间,更不会威胁我国金融安全。风险可控前提下的对外开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利远大于弊。如果不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提升银行业的金融服务质效,按照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际惯例,相当一批竞争力差的机构在供给侧改革浪潮中注定会被淘汰。进一步将外资银行这批“鲶鱼”请进来,中资银行可以学习借鉴其先进经验和成熟管理机制,推动建设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质效高、效益良好、有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化银行体系,为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提供重要支持和保障。

  在中观层面,国民待遇落实后,外资银行可能从业务和人才两个维度对中资银行带来结构性冲击。一是人才竞争方面,外资银行激励机制更加市场化和灵活,同时业务发展空间逐步打开后,中资银行的人才流动压力可能增大。以往外资银行由于水土不服、业务受限较多等原因,良好的体制、机制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伴随《条例》落地,外资国民待遇逐步落实后,一批治理机制完善、了解中国、全球协同突出、激励体系科学的外资银行对人才的需求攀升、吸引力增强,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人才竞争可能加剧。二是业务竞争方面,外资银行将主要影响城市业务及新兴业务。从空间维度分析,外资银行业务扩张将主要集中在城市业务,对股份行和城商行形成一定冲击。由于农村业务对网点的依赖度更高、农村客户对外来银行产品和服务的接受速度较慢,外资银行拓展农村市场的单位效益较低,预计其仍将坚持城市业务为主体,与股份行、城商行展开直接竞争。从业务范畴展望,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最大的竞争威胁来源于信用卡、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等新兴业务。

  微观层面看,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参与度的提升形如鲇鱼效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是中资银行的必然选择,也是其追赶国际领先银行的契机。一方面,中资银行只有通过市场化,提升战略决策能力、完善激励机制,才能在人才和新兴业务领域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人才机制、组织架构、业务模式的领先也倒逼中资银行进行创新与改革,缩小与国际领先银行的差距。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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