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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普惠初心 期待差异化认同
小额信贷参与者共探行业前路

  编者按 

  按照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给出的定义,符合国际标准的小额信贷机构应当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服务于传统机构过去不愿意或难以服务的金融弱势群体;二是单笔小额贷款的额度不高于本国人均GDP或GNI的2.5倍,依据目前经济指标,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单笔贷款额度为20万元以下;三是在不依赖捐赠、资助或政府拨款的情况下实现独立运营,保证机构可持续发展。(为便于阅读,本文谈及的“小额信贷机构”符合上述特征。)

  事实上,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实践已进行了20余年。尽管这类机构已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但无论从机构数量或服务规模来看都还是极不充分的。小额信贷机构对于普惠金融的意义何在?这类机构目前发展面临哪些挑战?这一行业又期待着怎样的改变?近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和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在湖南长沙联合举办“共探小额信贷未来研讨会”,小额信贷的主要实践者和研究者共同梳理问题、积聚智慧,希望能够为中国真正的小额信贷找到一条出路。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开始了小额信贷的实验示范和推广。据业内统计,我国曾经同时有300多家小额信贷试点机构正常运行,而如今仅留存十分之一,且其中绝大多数仍是以小规模、分散化的形式存在着。大规模、广覆盖的小额信贷机构尚未出现,小额信贷理念也仍未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同。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在“共探小额信贷未来研讨会”上表示,一方面,小额信贷机构要坚持专职化、专业化,以寻求自身的发展突破,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明确区分小额信贷机构与小贷公司等其他机构,并对前者施以重视和政策支持,以助力其更好地服务金融弱势群体。

  小额信贷之于普惠金融:关键性补充与支持

  机构的价值不能仅以其规模作为衡量标准。对于普惠金融而言,尽管小额信贷总体规模较小,但其价值却体现在多个层面。

  最基本的是信贷覆盖面。杜晓山在研讨会上分享了相关行业数据:目前在我国,所有能够正常运行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小额信贷机构大约能为市场提供千亿元规模的贷款余额。从总量看,这只相当于一家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不过因为服务对象定位于弱势群体,且单户信贷额度保持在10万元以下,因此这类机构覆盖的有效贷款客户数能达到百万个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贷款服务的覆盖面。“不同于其他类型机构,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服务不仅体现在贷款发放上,更重要的是创造、培育、找到客户的有效信贷需求。”宁夏东方惠民董事长龙治普补充说。这种“0到1”的客户发掘过程,对我国目前的普惠金融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补充作用。

  小额信贷机构在提供信贷服务的同时也开展了不少公益类服务。中和农信的一位基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类机构的多数客户最开始都缺少有效征信记录。在信贷合同签字之前,机构要求客户经理要优先完成征信等金融知识宣传工作。像这一类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小额信贷机构基本都有涉及。

  而陕西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的非金融服务则多数发生在信贷服务之前。据该协会秘书长秦秀平介绍,协会会根据当地妇女的需求开展各类技术培训、家庭和谐培训和文化活动,帮助他们提升劳动技能以及家庭、社会的认可度;培训过后,对有发展愿望和能力的妇女,协会将提供5万元以下的小额信贷支持。此外,协会也关注困境儿童的发展问题,定期提供针对性帮扶。“普惠金融不仅仅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更重要的是解决金融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问题并改变其生活、生产结构,这比金融本身更为重要。”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表示,依据于此,小微信贷机构在社会层面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支持作用也是巨大的。

  由于发挥了一部分社会组织作用,小额信贷机构有时被称为“公益小贷组织”,但业内人士对此不认可。实践至今,小额分散的贷款特征和突出的社会绩效未能影响小额信贷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据了解,通过探索适合的产品和风控方式,小额信贷机构都达成了“保本微利可持续”的要求,多数机构的逾期贷款率也控制在1%左右——这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

  发展中的优势资源是相互促进的

  除了取得一定成绩外,较小规模的小额信贷机构存在着在产品设计和经营方面的困惑。针对于此,贷款余额已达15亿元的南充美兴小额贷款公司分享了自己的实践收获。公司总经理何良刚认为,小额信贷产品设计的重点在于便捷度和风控流程的优化,其中的一系列流程要尽量标准化。在谈及未来发展时,他表示,小额信贷机构需要重点思考如何提升客户、员工和技术的价值——对于客户,机构应在细分市场的前提下提供差异化服务,机构发展理念应基于客户的发展;对于员工,机构要思考如何帮员工成长,并主动优化员工绩效管理办法;而对于技术,其转化为商业是需要充足的条件和时间的,在此之前,机构应坚持做实线下业务。

  当然,更多机构扩大服务规模的阻力还是在于融资难度较大。

  在这一点上,中和农信总裁刘冬文以公司的发展历程为例,介绍了相关经验和感受。在2005年至2008年,中和农信处于模式探索阶段;在2008之后,形成自主的公司化经营模式并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特别是在2016年后,经营规模增速进一步提升。业务规模增速的变化其实对应着公司的一些转变。在早期发展阶段,中和农信得到了扶贫办系统的极大支持,通过各地的学习、推介,业务范围得以不断扩大。在实现公司化经营后,越来越多的股东和外部力量也参与到中和农信的经营中来。中和农信于2010年取得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和红杉资本的股权投资,于2016年取得蚂蚁金服和天天向上基金的投资。在此过程中,中和农信在内部管理、流程方面首先实现了信息化,为公司的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随后结合线下积累信息和蚂蚁金服大数据服务,中和农信于去年推出数字化信贷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业务效率。在刘冬文看来,人才的加入、商业资本的青睐和技术的加持,这些机构发展中的优势资源是相互促进的。但最根本的还是坚守小额信贷初心不改变,一旦初心改变了,一切资源支持的基础就不成立了。

  贝多广则特别强调了股东性质的重要性。他认为,股东性质所带来的价值取向、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机构的发展状况——这也是行业内机构获得不同程度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才、技术等其他要素的影响难以与其相比。

  行业亟待差异化认知、认可

  不过,即使做到较大规模、拥有一定资本支持,中和农信的融资需求还是很迫切的。一方面,经营地区仍有大量的市场需求有待填补,另一方面伴随发展,各方面的资金投入需求也在持续加大。刘冬文认为,机构融资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与政府、市场大环境对行业的认知不到位有较大关系。“目前,面向我们的资产证券化融资通道已经打开了,但由于商业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认知不足,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相对有限。”这一因素也相应地影响了其他融资渠道的畅通度。

  对小额信贷的认知不足导致中和农信融资受限,更有小额信贷机构已受限于地方监管。

  事实上,尚在运行的小额信贷机构以多种形态存在着——有的已拿到牌照实现转制,有的正在等待牌照,也有仍以协会形式经营的。随着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中央地方双层金融监管机制,各地都已开始了双层监管机制的探索,小额信贷机构牌照审批权下放地方政府。但由于个别地方监管部门职责细分不清、对这类机构认知不明确,使其对解决符合国际标准的小额信贷机构合法性问题缺乏主动性,这些都将极大影响小额信贷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

  对此,贝多广提出建议,国家政策应当在普惠金融的中小微弱之间进行进一步的细分。他表示,“小贷”在现阶段有被泛化的情况,影响到了社会对小额信贷的认知。从分析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角度,有必要从运行目的、服务对象、经营方式等角度对小额信贷进行明确的定义与区分。相应地,针对弱势群体的政策设置也应当体现出鲜明的差异化特征。

  杜晓山则强调,政府应优先解决小额信贷机构的合法化问题。他认为,我国商业金融机构发展已取得较好的成效,但在小额信贷发展方面存在短板。政府应从政策上、法规上给予这一类机构正确的认知和足够的重视,尽快解决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地位、融资渠道等支持政策。与此同时,行业内机构也应继续保有优良的机构管理素质、资产质量、人员能力,以保障自身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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